《文脉：我们的心灵史》，王充闾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

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文化与文艺的发生发展，总是有它的根脉与流延，不论后来有怎样的变化与革新，人们总是能按迹寻踪，找到它来龙去脉的规律所在。以中国现在正流通的人民币上的图案花纹来说，从壹元、伍元、拾元、贰拾元到伍拾元和壹佰元票面上的花纹，各自形态纷呈，美丽无比，精致专到，难能仿制，比之外国的纸币，都极具中国文化的特点。对这些纸币，我们平时虽然经常使用，却不知其装饰图案从何而来，以为就是票面的艺术设计者的独自构想。其实际情况远非如此。最近看到一篇介绍人民币上的图案花纹的文章，说到几种纸币上所呈的花纹形状，分别吸收了从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商周时代青铜器、战国与两汉的漆器，以及隋唐时代的建筑和明清时代发展至巅峰的瓷器上的装饰花纹，在每一张币面上都能指认出它的时代来源。这是从人民币图案中的花纹所见的工艺美术的文化流脉，而在中华文化的总体流脉中又更有特点，这就更是值得探求的大问题了。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王充闾先生的《文脉：我们的心灵史》（以下简称《文脉》）一书。书中梳理中国历史上的文脉，从“立干”上集中抓住了两点，即作为群经之首的《周易》和贯穿中国文化的儒、道、释、墨的思想脉络，而作为衍化具体之“垂章条结繁”，则以对于各类有关人物的描述散现于多个篇中，如以陆机的《文赋》所标示的为文结构成篇之道，即“理扶质以立干，文垂条而结繁”一说，则可谓处置得恰到好处。尤其在展开叙述和描写时，又能以散文的精美语言娓娓道来，更能使人开发思路，萌生审美情趣。

初读《文脉》中单篇作品时，以之与书名比量可能会感到具体篇章好像与文脉之大论无涉，但细加思量能够认识到，书中的各章虽各有主题，却是务总纲领，杂而不越，其具体篇章与全书主题不论是直接或间接，分别是文脉流延中的一个涌动的旋涡，而这无数旋涡的转动，正是文脉的律动之涌流。这种结构方式又正是本书与重在条分缕析地解说文化流脉的理论著作不同之处。因为，以理论研究中国文脉的源流漫延，从《周易》开始，必广涉儒、道、墨、法、兵、名、释、阴阳等多家自身的学理构成以及相互的影响，以见造成中国文化的多元互补、杂而不越的特性。但是这样的著作是学术理论著作，是极为浩繁的学术工程，不仅至今尚未出现，即使出现了也不能作为文化散文著作来读，并且也不能普适于广大社会读者的文化审美需要。

我们从《文脉》一书中看到，作者以《周易》为文脉的源流之始，在论其为“大道之源”中，引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论，展开说其内涵广大，无所不包，为后继论说之各章各编的内容设好了先在的源流起点。《文脉》中论孔子与老庄的文字较多，而探究儒道这些先师的学理，其思想之源无不出于《周易》，尤其是其中的阴阳之论。而先秦时代的各家对于易理只是各据立足的基点与时代与终极追求而各有所是：儒家主要是取其阴阳中和，道家主要是取其阴柔至坚。而对于道家，后期法家主要是用“六经注我”的导引之法转化为自家的政治权术。释家对于儒家，主要取其仁爱；而释家对于道家则主要取其空无之义理以辅实相追求。如此等等，按影响学的方法清理下去，就会发觉我们平常所未曾发现的很多问题。以《文脉》中所写的《燕赵悲歌》一文来说，内叙的主要是作者在赵国故都邯郸丛台上对于战国时代赵武灵王世家的兴衰变化的忆念与感慨，特别因清代诗人张问陶的《过正定》一诗中咏史之句“士慕原陵犹侠气，人来燕赵易悲歌”，临境遐想，引发文思，想起窃符救赵、完璧归赵的史事，以及刎颈送别信陵君的侯嬴，不畏强秦的蔺相如，以至这些动人的故事齐涌笔下，更汇成一幅“燕赵悲歌”的鲜活画卷。我想就此说的是，这“燕赵悲歌”的侠义精神是属于哪个思想文化流脉的？原来中国历史上的侠士精神乃是源自墨家的流脉。我们前面已经点到了墨家思想，它是代表手工劳动者利益的墨翟所建立的学派。在传世的《墨子》一书中，力主护民、制暴、求实、非攻、兼爱等，吸引的成员多为下层的实际劳作人士，这些人重义气，恨不平，重然诺，求务实，不惜为朋友“两肋插刀”，但在整个流派中缺少编制思想理论的士人，最后竟致有派无学，后继者变成了白刃仇不义的实干家，成为游侠或刺客。于是在墨子之后，这一流派从理念衍化为后世的侠士文化流脉。西汉时司马迁的《史记》专写有游侠和刺客列传。到淮南王刘安编著的《淮南子》时，始在“泰族”篇中初为墨家学派找到了传宗继派者，说：“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教之所致也。”所以，要追溯中国游侠刺客文化以及武侠行义文化的流脉，不能不从墨家学派的衍化中寻找“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源头。而这正可证明在《文脉》中写进“燕赵悲歌”，并非离题，而是别开生面的沿波讨源之笔。

由于《文脉》在展现文化流脉时广作因枝振叶的伸张，书中所写的文题内容也非常丰富，不仅在儒道人物身上多施笔墨，有对孔子、老子和庄子的穷形尽相之述，也有对于各自宗于某家的历史人物，这些人在诗文创作与文坛声誉上各领风骚，在思想文脉上也各自不同。如探寻其究竟，有的其人在儒、道、禅、墨等学派中各自秉持一脉，亦有人不执一尊，放任自由天性，我行我素，成为文化领域的异样人物。对于各朝各代的以文化艺术名类被纳入书中的人物，充闾先生都有独特视角，以其人之事、之文、之诗为切入点，探幽索隐，绘形绘声，形象尽显，论见识，论文采，论感人，都显得独有风致，并能对这些各有特性的人物，写成难得一见的妙手文章。

在《文脉》中所涉及的后宫和贵族女性人物虽不在少数，但作者并未从揭示宫闱秘事和风流趣闻处立笔，而着眼之处全是关系文脉主体的人物。为此，对于两位情采超凡的女诗人的叙写有充分的笔墨，她们就是南宋时期在诗词创作上卓为出色的女诗人李清照和朱淑真。

中国诗词的文脉源远流长，从《诗经》到宋诗、宋词的发展与流变，历时中间有很多诗人、词人，诗词体式、诗词流派也各自纷呈，宋词就分为豪放和婉约两大流派，诗词作者也有两派都不属的，也有两派都沾边的。充闾选论的李、朱二人，李清照之作有婉有豪，朱淑真的诗词之作是一律的婉约。但她们二人被选入《文脉》并多有论述，我看主要原因并不在于文脉的流属，而主要是女性的“命脉”：她们二人都是封建制度下作为女性的性别不幸的悲剧命运承担者。她们的不幸都能以非常精妙清丽的诗词表现出来。“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而具有同样命运的一般女子，却无法以血泪诉之于诗文。

李清照是中国文学史上空前而又后来少有的杰出女词人。《文脉》中评论她是一位“才华绝代，识见超群，具有丰富的内心世界的女子，她又要比一般女性更加渴求超越人生的有限，不懈地追寻人生的本真意义，以获得一种终极的灵魂安顿”。充闾对这位词风多婉约、诗亦有豪放的女词人，循其生活历程与诗词抒写，探寻其命运与遭际和词中的情感体积与重量，写出由表及里的李清照。她“少历繁华，中经丧乱，晚景凄凉”，其愁苦之情极多极重，“字里行间的茫茫无际的命运之愁，历史之愁、时代之愁”，还有“相思之痛、婕妤之怨、悼亡之哀，充溢着颠沛流离之苦，破国亡家之悲”。李清照在这种内心追求炽热而外在却无可凭依的情况下，只有寄情于词，她的词成了梦中寄托的天地，所以她的词才那么真切感人，高妙难比。

如果说李清照的不幸是从丧夫、国破之后开始的，之前作为大家闺秀还有一段妇唱夫随的幸福时光；而以《断肠诗词》名世的朱淑真，其生命历程和婚姻经历，完全可以用她的诗词集名中的“断肠”二字加以概论。朱淑真作为理学盛行的南宋时代的弱女子，不恪守封建理教的命运安排，自寻其所爱，广受世俗白眼与轻蔑，自然不能像历代烈女那样能得以入传旌表，被敬崇为女性的行为楷模，所以她除了有《断肠诗词》证明她的存在，此外则一片模糊。充闾在《文脉·何人说断肠》篇中，以爱情心理侦探一样的精细，曲尽其微的笔触，对朱诗的述实、意象、想望等，加以现实地索隐、钩沉，不仅复原了以诗为证的旷代女诗人的形象，也深入地展现了其人独有的细致而又丰富的内心世界。朱淑真的许多诗词在充闾的引述阐发中都能化为女诗人的形象。如引朱词(一说欧阳修之作)《生查子·元夕》：“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如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充闾对此述评说：“此时的元夜虽然繁华依旧，但是，‘揭天鼓吹闹春风’的温情却不见了，留给她的只是泪眼哭湿的春衫双袖。这种无望的煎熬，直叫人柔肠寸断。”这精到而深情的诗语揭示极其到位，我们可以借清代诗论家叶燮在《原诗》中评诗家高妙之笔的一段话，即“夫于人之所不能言，而惟我能言之。纵其心思之氤氲磅礴，上下纵横，凡六合以内外，皆不得而囿之，是以措为文辞，而至理存焉，万事准焉，深情托焉，是之为有才”。今天在此用来评论充闾对朱淑真及《文脉》的总体审美艺术表现，可以说是非常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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